保山公安硬核护考
在凯尔森看来，把两种视野结合起来是不被允许的，并将导致一种方法论混沌。
西方进入现代社会的一个标记是，民族国家之间的边界成为人为设定而非自然的事务，家同人口形成了一种超越自然的关联：家从一个私人性组织变成公共管理的对象，其功能外化为人口治理的各种方法和机构，比如幼儿园，养老院以及公共教育等，现代经济则是一种公共化的家政。反之，若是从家出发，在生育控制与个体自由之间，便不再是简单的国家权威与个体自治之间的直接碰撞，而是公共理性—家庭自治—个体自治三重平衡，确切说是公共理性—家庭自治 = 家庭自治—个体自治的连比例平衡。
三是人口治理的基本单位是家，现代性既可如康德所言，从小写的我客观化为大写的我，在中国则可以表达为从小写的家客观化为大写的家。但是，这种外在通过法律强制的方法来达到理性结果，必须从非常规状态下的非常规手段来理解。【摘要】自1982年人口条款入宪至今已有30年，在此尝试分析并解释这一宪法中颇受争议之条款——第25条。已如前述，人口的基本单位并非个体，而是家庭。正如计划生育在观念上是主体理性与家观念（个体自治—家庭自治）之间的冲突，国家推行计划生育直接的对立方并非我们所理解的个体，而是家庭（公共自治—家庭自治）。
如同计划经济一样，计划生育表露的是现代人对世俗理性筹划能力的一种极度自信。问题在于，果真如此吗，这就涉及人口的基本单位究竟是个体，抑或是其他。（2）个人（机关担任者）权利与机关地位的分离。
这种宣示至少会对各种国家机关的活动形成一种导向，其所指向的一般利益也会通过众人（特别是机关担任者）的合力在各种层面、各种场合以各种程度得到实现。格贝尔和拉班德的志向在于将法学思考与统治秩序相调和，国家法人说在其手中逐渐羽翼丰满，但尚未摆脱对于统治秩序（君主立宪制）而言的工具性。在这种思想观念当中谈不上公民的个人法律地位，比如像以抵抗国家侵犯的前国家的基本权利这样的形式。年过三十后（1883年），耶利内克终于获得了维亚纳大学国家法副教授职位，婚姻问题也由此解决。
美浓部达吉的弟子兼后任宫泽俊义在积极肯定国家法人说政治和历史意义的基础上，对作为本质概念的法人格和作为技术概念的法人格进行了区分。作为生物事实，根据经验判断，联合体是绝不可能形成超越个体的真实意志的。
从这一流脉来看，选举权性质的二元说暗含着国家法人说的残余。也就是说，国家的法学认识是为了发现一种概念体系，以便对国家的所有法律特性加以无矛盾的思考。我们说日本的政体是万国无类的，就是因为日本君主政体的历史基础是极为牢固的。[99]从上述粗略的例举，我们可以确认国家法人说法学遗产的总体分布情况。
这正是耶利内克和美浓部达吉所谓的国家法关系的社会心理学基础，而非超越经验材料的形而上学的思辩或者迷信。从这种阐释来看，其机关论与公权论是前后呼应的，两者在国家法人实在说下相互融贯。但回国以后，上杉转而对耶利内克及其在日本的精神传人美浓部达吉展开了激烈的批判或攻击。法律解释应当将散见的各种条文加以对照，才能树立一个正确的见解。
从德国的历史传统和政治现状来看，德国只能选择有利益超脱性的君主，由君主来代表国民整体的见解和愿望。这种国家法人实在说是其将作为社会学概念的国家与作为法学概念的国家结合在一起得出的结论。
这种议会政治是一种非常优秀的统治形态。而所谓最高决定权，是指就法秩序的变更作出最终决定，以国家的全部存在为赌注对外宣战的权力 （如民主制下的国民或其二次机关、君主制下的君主、德意志帝国中的联邦议长）。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日均建立起国民主权原理的宪法秩序，国家法人说因此成为批判甚至否定的对象，但其法学遗产还在，甚至可以说，当代公法与公法学体系潜藏着国家法人说基因。由此看来，奥托·迈耶对国家法人说的反对，并不意味着他采取了完全不同于国家法人说的思考方式。[24]该书被认为是对19世纪的深刻总结，一经面世很快就被翻译成外文，影响深远。第五，新宪法制定后，美浓部在国民主权原理下重提国家法人说。丸山真男还披露，宫泽俊义在课堂上几乎每次都会对其师美浓部达吉的国家法人说进行痛烈的批判，仿佛看到了凯尔森对耶利内克的批判。例如，国家赔偿法虽然规定了赔偿义务机关，但从赔偿费用列入各级财政预算的规定来看，国家赔偿责任的权利主体显然是国家本身。
国家的本质是什么，理想的国家制度是什么，这种问题也位于法的逻辑作业之外，只能用历史的、政治的和哲学的方法来解答。国家权力必须以其统治权制定规则、命令，提供设备和对策，以所有这些在国内外提供保护，特别是权利保护。
对于拉班德而言，国家法学是国家人格意欲、行为时所应遵循的规则，通过这一命题，国家法学的展开可能性被打开了。关于选举权的性质，学说中有两种有代表性的观点。
这是国家法人说的代表人物耶利内克和美浓部达吉确信国家法人说具有普遍适用性，战后部分公法学者仍然坚持国家法人说的原因之所在。[20]从上述拉班德对国家目的或任务、国家权力边界的阐述来看，其国家法人说尽管有着极强的保守性或者说集权主义倾向，但其与法治国理念并非完全水火不容。
[22]耶利内克(Georg Jellinek 1851—1911)是国家法人说的完成者。[79]〔79〕宪法学者杉原泰雄的表述更为直接： 如果认为国家法人是统治权主体，则日本国宪法下的统治权行使将成为一种‘不基于人民意思、‘不为人民利益的统治权行使。法学国家观是从法学角度思考国家现象所形成的基本观点。第一，国家法人作为一个法技术概念，或者说作为确定公法关系之权利归属的一个工具，至今仍获普遍认同，不论是法理学、国家学还是公法学，甚至在国家法人说的反对者和批判者那里都不例外。
1932年发生的五一五事件和1935年发生的天皇机关说事件就是其中的著名片段。[32]耶利内克的国家的自我拘束观念背后，蕴含着在格贝尔和拉班德那里无法看到的一个新的契机。
推动全体国家成员的经济和文化生活发展是国家权力的前提。海德堡时代是耶利内克学术生涯的黄金二十年。
行政主体每种公法学说甚至每个公法命题背后都有其特定的国家观，即法学国家观。据其夫人回忆，当时耶利内克喜出望外，甚至没有看清海德堡大学提供的待遇，只顾拿着邀请函高兴。
‘国民主权说认为在任何国家中统治权都必然是全体国民的权利，而‘君主主权说认为在君主国君主才是统治权的权利主体，这两者都不正确。一次机关只有在将意思表示特别保留于其自身的情况下，才直接作出意思表示，如以选举确定二次机关。诚然，国家有庞大的人口，这些人口有着多元的利益和意思，每个人、每个小团体都有自己的小算盘。天皇机关说一方面必然在实质上否定君主主权，主张君主在国家内，另一方面必然倾向于强调议会对君主的独立性、议会的代表性。
[76]宫泽俊义的弟子芦部信喜则将重心放在了日本宪法第96条的解释上。如果我们要在理论上使之能够成立，就必须先将上述区分加以明确。
民族、居民是其活动的对象。这种规范不仅拘束其成员，也拘束社团自身。
[5]这段经常被引用的阐述包含三个思想要点：第一，将君主与君主的个人利益剥离开来，使之作为一个国家机关服从于宪法，成为国家整体的服务者。行政行为与具有确定力的判决相同，有着个别官厅行为所具有的拘束效力。
